新华网北京６月２０日电（记者梁赛玉　郭鑫　曹国厂　白林）７０岁的张锁印是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乡第八生产队农民。６０多年来他的工作一直由生产队长分配，记工分，分口粮，收入由乡里统一年终分红……彷佛定格在半个世纪前的人民公社时期。

    和中国大多数农村一样，周家庄自１９５１年将土地从一家一户集中，成立合作社，搞集体经济。但在中国农村早已“改天换地”的今天，这个人口１．３万的乡村却依然保持着集体生活的形态。

    从晋州市区出发约５分钟车程，伴随着大片的金黄麦田涌入眼帘，车已经驶入了周家庄乡。乡里的马路笔直平坦，干净整洁的独门独户随处可见，乡政府大喇叭有时候还会播放一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革命歌曲。

    张锁印干了一辈子农活，从不操心地里该种些什么，因为这些都是集体统一来安排。现在他的工作是看管小公园，打扫卫生，年底能分红１万多元。除此之外，他还享受着乡里发放的养老津贴等１１项福利。

    ２０１３年，周家庄乡人均纯收入１４１０４元，高于河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同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相比，高出近６０００元。

    “自从有了集体，粮食产量上去了，分钱也多了，这几年，分红一年比一年多。”张锁印说。

    除了集体耕作，从１９８２年开始，周家庄乡还统一为社员们盖楼。张锁印说，“没有条件的乡里资助，盖房子集体盖。”其后的１２年间，他给自己的三个儿子盖了三套婚房。如今，他还打算搬进即将竣工的高楼，水、电、供暖、燃气一应俱全，像城里人一样生活。

    张锁印觉得这都是“集体的功劳”：“咱集体把决策一定下来，就干。这是很大的优越性。”他说，集体力量大，集中力量办大事。“乡里有建筑队，俺们全乡的公路、街道、小巷子这两年全部硬化了。”

    周家庄乡很容易让人想起上世纪的人民公社，虽然提起人民公社，有些人会联想到“大跃进”“大锅饭”等名词，不过，周家庄乡人不以为然。

    １９７８年安徽小岗村带头改革。到１９８２年底，“家庭联产承包制”成为全国农村主要的生产形式。但周家庄是个例外，依据中央文件“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精神，周家庄也曾组织社员投票表决，但多数人表示不同意，乡里至今还收藏着那份按满手印的“不分家”协议。

    张锁印回忆道：“当时国家也说，不搞一刀切，农民搞得好的可以按情况决定。当时投票的时候社员们不愿意分，人们同声说要搞集体，就一直到现在了。”

    周家庄乡党委书记雷宗奎说：“集体实力雄厚，管理到位，老百姓们不愿意散。”周家庄历史上从来没有搞过“大锅饭”，从上世纪６０年代就开始探索“三包一奖”，即包工、包产、包投入，实行劳动质量管理，“干多干少不一样”，这走在全国的前面。

    乡顾问刘国运说，社员收入逐年增加，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交足国家的，留足自己的，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加上以身作则的领导班子，这些都是“大集体”得以延续的原因。

    历史潮流仍在向前奔涌，周家庄并非孤立于岸边。在国家提倡土地流转实现规模化经营，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的当下，雷宗奎——当年领头人雷金河的孙子，带领这个大集体走上“外部接市场，内部搞规划”的路子。

    周家庄由于具有土地规模化经营优势，红地球葡萄、鸭梨、高档苗木、小麦和有机蔬菜，千亩成方，百亩一色。“挑选效益最高的农作物根据订单生产，在１０个生产队中分配，防止重复投入。”

    在市场规律下，这里的集体经济依然红火。第九生产队经营着特色农业观光采摘园，自２００７年至今，接待游客１２０万人次，旅游收入增加４０００万元；乡里的奶牛场饲养着１１００多头奶牛，是石家庄地区最大的奶牛场。

    “家中没病人，外面没官司，兜里有钱花，手中有粮食”——谈到周家庄乡人对“幸福”的定义，刘国运说了这样四句朴实的话，这似乎也代表着这个悠久农耕文明的国度中，农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刘国运眼中，目前周家庄的这种水平就是中国梦所意味的好日子。“如果全国三分之一的农村达到这个样子，２０２０年就能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

    在中国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浪潮下，周家庄再一次面临抉择。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今后一个时期，要着重解决“三个一亿人”问题。农村城镇化也被视为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

    观察人士指出，周家庄乡或能提供另一种答案。作为农村就地城镇化的案例，周家庄乡对新农村建设、新型城镇化和共同富裕都有借鉴意义。

    “农民都进城了，种地怎么办？吃饭怎么办？我们要守着自己的土地，把环境搞好。”雷宗奎说，周家庄有自己的仓库，农民上楼了，粮食可以存放仓库，农具还可以统一摆放。

    刘国运认为，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当下，除了提倡机械化，农民应该有一种精神，有点“劳动精神”，周家庄乡６０多年不分家，农民在集体中接受熏陶、培养和教育，和其他地方的农民不太一样。

    张锁印所在的第八生产队主要任务是农活和果园里的活儿，收入并不如第九生产队，但却并不眼红。“每个队都搞旅游，也不会有那么多人来，不如集中搞一个。”他说。

    现在，张锁印的三个儿子都已不在集体干活，三个孙儿也开始陆续长大成人，大孙子在外读大学。“那是国家的人，不会回来的。”张锁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