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琳小说《沙粒作证》读后感

一口气读完程琳的长篇侦探小说《沙粒作证》（也可划归公安题材小说）之后并没有轻易放下，因为书中的一些细节还没有弄清，于是再三读之。短短两天时间，一字不落地细读了数遍，足见我并不是一个只喜欢看故事的人，同时也表明此作不是一次性消费之读物。

本人聚精会神地研究公安文学10多年了，阅读的公安文学作品为数不少（部分侦探小说被包含在公安文学作品之列），形成的思维定势就是国内侦探小说不能与西方相比，总认为像《译林》上的舶来品才是好的。那么，我为什么会对这部侦探小说如此上心呢？窃以为，并不是其跌宕起伏的情节深深地吸引了我，而是其间那“文学之为文学的特性”让我刻骨铭心。

真实的心理描写

首先，此文本的心理刻画颇具深度，蕴含着浓厚的悔罪意识。如侦查员张雄的忏悔心理被揭示得淋漓尽致：“都怪我接受任务后，没有亲自到电机厂来认真查找，随便打了个电话就敷衍了事；是我，拖延了找到死者身份的时间；是我，贻误了早日破案……”

    人民警察杨海的负疚心理同样能打动读者。为了早日破案，杨海一心扑在工作上，将家庭的重担撂给了妻子，性子直率的妻子到单位兴师问罪。杨海彼刻“用请求宽恕的目光望着妻子，认为自己是个不合格的丈夫和爸爸，心甘情愿地接受妻子对自己的责备。”发完脾气的周嫂看到丈夫那失去光泽的脸色和疲惫的神情，又心疼起来，禁不住为自己的冲动而感到后悔。

胡昭后悔当年只顾追求女性的外表美，却把人类最主要的东西——美的心灵丢在了一边。罗小梅的内疚及忏悔也发自肺腑，她对胡昭说：“我过去确实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我一直在后悔，总想找你谈谈，可是又怕你恨我……”更难得是，犯罪嫌疑人刘新华也说对不起罗小梅。

文本除了富含忏悔意识的心理活动之外，还有大量的心理描写，譬如通过动作来写心理，如“张雄从手腕取下手表，两只手像和尚捻佛珠似的不停地转圈摸着”；胡昭撕烟的细节，则道出了他内心的焦灼不安；胡昭躺在床上的所思所想更是占用了相当大的篇幅……

文学真实首先是艺术的真实、心理的真实、情感的真实。由此可见，《沙粒作证》中无处不在的心理活动极大地丰富文本的艺术性和文学性，无怪乎丹麦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勃兰兑斯说：“文学史，就其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是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

蕴含温暖与感动

在“后现代”甚嚣尘上的当下，戏说成分、恶搞走俏、道德沦丧、情感贬值，负面新闻骇人听闻，文学作品解构宏大叙事、颠覆传统人伦，将亲情、友情、爱情切割得遍体鳞伤，如方方的《落日》《风景》、池莉的《不谈爱情》等新写实小说，还有晚生代写作、女性写作、新历史主义小说等肆意展露人性中的渺小阴暗面，缺乏生命的火花，唤醒不了读者受挫的心灵。但是，《沙粒作证》却尽情地展示人性的美好。小说伊始说的是人民警察面对这桩无名碎尸案有些纠结，对其是否立案还举棋不定。若是自杀，就没有必要立案。况且至案发时，警方都没有接到报案有人失踪。在这种情况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警察完全可以将此案束之高阁，但是富有高度责任感的人民警察通过“大胆假设”，初步认定系他杀，遂马上立案。这一节下意识地道出了人民警察勇于担当、敢于担当的美好品质，怎能不让人感动？

如果说上述决定是组织发出的声音，作者程琳是在为警察群体画像的话，那么，上文所及的勇于担当的侦查员张雄则是警察个体的化身，还有人民警察林洪山说胡昭被杀（害）他负有责任，也是“这一个”的真情表白。

勇于担当滋润读者心田，姐妹手足情和同事战友情同样温暖人心。且看罗冬梅和罗小梅两姐妹患难与共与人民警察之间的相互关爱之举在弥漫着经济气息的天空下熠熠生辉。

特别是赵爽对凶手的残忍感到愤怒，对情敌罗小梅的死感到惋惜，其悲悯情怀更是让人心颤。美国的爱伦•坡认为，文学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达到“一种效果”。即作家通过艺术创造使得读者得到某种刺激。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也说，艺术作品的价值大小取决于对读者感染的程度。是的，赵爽那隐忍博大的胸怀的确温暖人心、震撼读者。

藉此，《沙粒作证》表面是写案，实则是写人，写人性。程琳将美好的人性、传统的伦理道德与社会矛盾冲突巧妙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恰如其分的张力，并使之蕴藏在作品的字里行间。

生命力犹存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李敬泽先生曾说“小说家的眼光就是世界观”。那么，《沙粒作证》则体现了作者的世界观和鲜明的价值立场。程琳在小说中大胆地批判像罗小梅这样的年轻人，对他们所奉行的“及时行乐”的思想、“年轻不美，死了后悔”等错误观念毫不留情地进行了批驳，足见作者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爱憎分明。

难能可贵的是程琳不是做席勒式的传声筒，仅对那个年代年轻人所推崇的所谓“性解放”大声地呵斥，而是借其笔下人物刘新华的口智慧地道出这一点。形象永远大于意义，作者不屑于直接站出来宣布其思想，而是通过人物自身的经历来讲述，这样运笔不仅显得真实可信，而且能达到“润物细无声”、潜移默化的教化效果。

《沙粒作证》中《作者的话》有这么一段：“二十六年来，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公安工作及队伍建设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呀！”可是，这二十六年来，择偶观没有任何变化。如胡昭后悔当年只顾追求女性的外表美，却把人类最主要的东西——美的心灵丢在了一边。是的，不管时代如何变化，心灵美远远被置于外表美之上。当年的胡昭认为赵爽对人诚实、热情、正直、大方，但她的长相比起罗小梅来就差多了……被罗小梅表相所迷惑，结果自酿苦果，追悔莫及。

    作品中关于人生道路航向问题，也很有教育意义，且能叩人心扉、让人顿悟。作者直抒胸臆，说人生就是永远拼搏、永不停息，还要注意不能偏离人生的航道，否则“一失足成千古恨”，这句千古名言超越时空、永不落伍。程琳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二十六年前，今天，我们读这本书，发现其生命力犹存，即仍然能发挥教化功能。再过二十六年呢？窃以为，此作依然会有市场，毕竟人类情感是相通的，对真善美的追求目标是相同的。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英国学者本·海默尔在《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中说：“福尔摩斯与其说是热爱那些光怪陆离的东西，不如说他爱的是通过理性主义来为其祛魅”。同理，程琳笔下的这群人民警察就像福尔摩斯一样，通过“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凭借痕迹物证，终于让犯罪分子刘新华现原形。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个观点是胡适先生早在“五·四”时期提出来的，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对公安机关破案同样适用。

《沙粒作证》中的警察林洪山听了车辆检修师傅的回忆，便推测当时案发的情形；在座的侦查员随着技术员林惠平的介绍，都在心里进行着种种假设……

小说是对作者想象力与叙述能力的挑战。《沙粒作证》若没有“大胆假设”，作品就不会牢牢拽住读者。读者正是在作者设定的种种假设的启发之下，才会发散思维，做出另一种或多种向度的推测，无形之中丰富了自己的想象力，加大文本的想象空间。“小心求证”则是一种严谨求实的态度。小说中的警察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充分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其中好几处有人提议提前对刘新华采取强制措施，可是经过一番讨论达成共识：在证据还没有全部获取的情况下不能轻举妄动，必须多次“小心求证”，否则就会出现“佘祥林”之类的冤案。

种种迹象表明，《沙粒作证》中的这群人民警察皆像福尔摩斯那样“通过理性主义”寻觅痕迹物证。如果此作通篇布满“理性主义”，处处是严线合缝的逻辑推理的话语或章节，那么，该作不算成功。一般来说，力作应虚实相间、张弛有度。好在聪慧的程琳在文本中多处提及“大胆假设”，还涉猎预感之类的非理性元素，如赵爽，即胡昭的前任女朋友预感可能要发生悲剧；罗小梅预感到刘新华对她不怀好意；还有胡昭、刘新华的妻子的预感等等。正是这些富含非理性因子的虚写部分成全了此小说，从而让读者在紧张的故事情节中得以喘口气，让大脑得以休息。

此外，还有大量的“闲笔”，如浪漫的爱情场景描写、林洪山给学生们表演打拳等，这些虚写部分看似可有可无，实则“闲笔”不闲，正是这些必不可少的“闲笔” 精心地为“小心求证” 服务。

总之，这部长达16万字的大部头值得言说的地方还有很多，不可能面面俱到。回望文本，《沙粒作证》核心所在还是出于爱，出于作者程琳对于人民警察的爱，正如他本人在《作者的话》中所言，也正如鲁迅在谈论创作时曾经说过：“创作总根于爱”。（注：程琳的长篇侦探小说《沙粒作证》，群众出版社2013年5月版，易孟林任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