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人间的字眼纷繁无比，有的闪光，有的灼热，有的燃烧，像黄金，像纯钢，像宝石；但是，

最神圣的还是“劳动”这个词。  ——佚名

一

1942年，我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这年的2月27日（农历正月十三）我出生了。我来到人间，既显多余，又不讨嫌。“多余”，是因为我之前，已有四个姐姐、三个哥哥，时逢兵荒马乱，无疑给这个家庭加重了负担；“不讨嫌”，是因为我一生下来，身体胖乎乎的，不哭闹，又不生病，很好玩，父母亲以及姐姐、哥哥们都特别喜欢。

我的乳名叫新有，家里人都昵称为有有。

听父亲和母亲说，我出生那年，我们那个大家就析居了。我3岁那年（1945年），我们家又从村子中心的老屋搬到了现在这个当时叫头挈原的地方。

头挈原高家原地方小，门上几乎没有和我一样大小能一块玩的小朋友。所以，长我8岁的姐姐除了领我在门上耍以外，有时还带我到原来的老屋里去玩。等我再稍稍长大，门上的几个小朋友也都比我小几岁，仍然玩不到一块，我还是感到比较“孤单”，常常一个人跑到村子中心去找小伙伴。

母亲娘家在距离马寨村仅3里路的地掌村，步行20来分钟就到了。我小时候最爱去的亲戚家就是跟母亲到舅舅家了。

地掌村村北有一条大沟，沟里有一股凛冽的清泉不舍昼夜地冒水，流淌，村里人就在这泉子里汲取饮用水，然后或担或抬到原上。每当表兄们下沟抬水，我是非跟着去不可的。因为村里人沿着泉水流过的地方，修起了层层梯田，块块小畦，把泉水一节一节引入梯田，引入小畦，种上五花八门的蔬菜。春有菠菜、韭菜，夏有莴笋、黄瓜，秋有茄子、豆角，冬有白菜、甘蓝，好看极了。村人们除了自食，还能挑上担子去县城或十里八乡叫卖，成了地掌村的一个“产业”，一个“名片”。

水是生命之源。那时，我爱听地掌沟里的泉水叮咚，我爱看地掌沟里的涓涓溪流，仿佛这里另是一番天地。那春天的勃勃生机，那夏日的鸟语花香，那金秋的五彩斑斓，都曾使我心旷神怡，乐不可支。渴了，双手掬起一掬泉水，喝个淋漓痛快；饿了，表兄们会摘下白色的甜黄瓜，一饱口福。抬水空隙，我常常跟着几个表兄在沟里跑来跑去，玩个尽兴，往往过了吃饭时间。

节昌表兄（大名郭俊英）自小就兴趣广泛，多才多艺。他自刻自制了好些个牛皮人人，我去了，他就用家里箩面的箩子当亮子，表演起皮影戏。那文臣出来定是提袍甩袖，激昂慷慨；那武将出来会喊声震天，杀得天昏地暗；那姑娘丫环出来必羞羞答答，轻挪漫步，细声细语，遮遮掩掩。此时，我都会看得聚精会神，如醉如痴，为他的才气所折服。

二

小时候，我最喜欢的事就是过年了。过年可以穿新衣，戴新帽；可以吃肉、吃白馍、喝黄酒；可以从大人们那里得到压岁钱和平常难得一见的核桃、枣、柿饼和糖果；还可以敬神、放炮、看社火、跟热闹。

过年的习俗讲究可多、内容可丰富了。一过“腊八”，人们就闲不住了。扫舍（搞卫生），推硙磨面，做豆腐，炸果果，蒸馍馍，跟集上县采购香蜡纸表、干果、蔬菜，忙得不亦乐乎。有年猪的人家，腊月二十三这天铁定要杀猪，然后灌血肠、擀血条、煮肉，晚上请左邻右舍来家“破盘”（吃喝），以求和谐相处。这天还要请来“灶爷”像贴在靠锅头的墙上，然后敬香，烧表，以保阖家吉祥。

腊月三十这天，大人们忙着写春联，贴春联，贴神像，我也跟着跑来跑去，给大人们帮忙。记得院子中心位置的墙上贴“天爷”像，旁边的对联是“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灶爷”像两旁的对联是“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横额是“一家之主”，还要给他的“嘴”里抹上白黏糖，以祈他多说好话。卧室的墙壁贴“抬头见喜”和新买的年画，粮囤上贴“积粮万石”，院子里贴“满院春光”，大门贴门神（秦琼、敬德像），以驱恶避邪。门两边对联的内容每年可以不同。门前的墙头贴“出门见喜”，门前的树上贴“根深叶茂”。家里所有房子门上都要挂一个插香的牌牌。这一切准备好后，大人们就会在腊月三十晚和正月初一早虔诚地逐个烧香、磕头，顶礼膜拜。接下来续着插香就由我这个小不点去做了。

《朱子家训》曰：“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腊月三十晚，我们家其他人都在家里坐夜守岁，我得跟着大哥端着钱马盘盘去大房七叔父家拜“影”（先人）。“影”上最上面是曾祖父和曾祖母的画像，下来一字儿是他四个儿子和儿媳的牌位名讳。我的爷爷排行为四，在最后面。再下来空着的位置是留给我们父辈的。集体拜过“影”后，我们就成群结队按居住地挨个给父辈们拜年“辞旧”。所去的每家都备有酒菜，并由老人们给像我这样大的孩子们散核桃、枣之类。我们这个户族很大，这样的活动一直要持续到深夜。我们家因为居住稍微偏远，所以一直是最后一站。

第二早天不亮，大人们就会起来放炮，俗称“接神”。早上吃过臊子面，我又要跟着大哥去拜“影”和到户里各家去给大人们磕头，重复除夕晚上的活动，表示“迎新”。这样，给我们家左邻右舍的老人们磕头拜年就只能安排在正月初二了。从初一到初三这几天，村里按户族形成的拜年队伍相遇，也都会躬身作揖，互道祝福，“同喜同喜”，笑逐颜开，气氛一片祥和。

家乡过年时的禁忌和讲究可多。我记得的有：正月初一不能洒地，洗脸水亦不能滴在地上，说是犯了，家人会身上生疮。初一、初二不能扫院。正月初五要吃搅团，说是“炼穷气”；除了在大门外放炮，还要在厨房里放一枚炮，说是驱赶穷气。正月初七铁定要吃臊子面，说是“拉魂”，保一家人魂魄安全；晚上，除了给灶君敬三炷香外，家里有多少人，还要在灶君前另点燃多少炷香，并要看着它燃尽。惟恐那一炷半途熄火，预示不祥。从初一到初七，妇女们不能做针线活。正月十五元宵节，除了吃臊子面，还要蒸“牛犊”花馍。晚上，挑花灯，放花炮，并且要将“牛犊”花馍放在灯旁“看灯”。十六则要全家出行，名为“游百病”，祈求全家人一年四季身体健康，百病不生。二十日，家家户户要摊煎饼，谓之“补天”。二十二日，家家遍插谷草糜草，到了第二天晚上，再放在大门外点燃，家人依次从火上跷过。熄火后，用“骨都”或“灰把”敲打，口里念念有词：“要糜子哩要谷哩”，祈求五谷丰登。二月二这天，家里人要将元宵节蒸的“牛犊”花馍每人咬几口，谓之“咬虫”，防止一年中牙齿生病。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虽然带有很多迷信成分，但都出于良好的愿望，也让我知道了好多家乡的民俗风情。

三

我小时候特别听话，不惹事，但却发生过3次险情。

大约在1949年我7岁那年夏末，比我小1岁的堂弟金来约我到村南头的涝池里耍水。我从来没在涝池里玩过水，这次却二话没说，鬼使神差般一同去了。金来性子急，衣服一脱就下到水里。谁知这个涝池刚掏过不久，涝池边被掏成了斜坡，涝池底被掏成了“盆地”，边上水浅，里边水深。金来稍稍往进几步，就滑进了深水窝，全身即被淹没。他拼命在水里挣扎，一会儿能看见头顶那个小“帽盖”，一会儿就一点也看不见了。我吓得魂飞魄散，连忙大声呐喊，才等来本乡河滩里两个去县城卖完瓜的农民叔叔路过。他们见状，用手里的水担递到涝池中间，插在金来的胳肢窝里才勉强把他拽了过来。此时，金来已喝进不少水，眼睛僵直，肚子胀得像鼓一样。邻居那个小名叫毛娃的叔叔闻讯赶来，一按肚子，立即吐出好多水来，并赶紧跑回去告知四叔父。我吓得两腿直筛糠。生怕四叔父责怪起我，我将难辞其咎（实际是金来约我来的）。金来还算命大，经过医生调理，几天后缓了过来。我既侥幸自己当天没有急着下水，躲过了一劫，更谢天谢地，金来有惊无险，没有给我造成终生遗憾。但从此后我再也没有敢下涝池玩水，自然终生不会游泳。

我小时候就爱玩跳绳、跳格子、滚铁环、打砖头，等等，而且一学就会，在同龄人中技巧过人。但在一次打砖头时却发生了意外。那是1950年冬季，我和几个小伙伴在村小学西南面的空地上玩打砖。我们站在西边，“目标”在东边，我手里的砖块已抛了出去，同村的小朋友马友忍（和我同岁）却猛地由南向北横跑过来。砖头不偏不倚，刚好砸在他的左鬓上，立即鲜血直冒。我被吓得六神无主，不知所措。幸亏他的六叔父恰恰路过，赶忙把他领到村子里的私人药房涂了些药，作了包扎后领回家。友忍家是个大户人家，讲究礼仪，此事不仅没有找我家的麻烦，而且没有告诉我家里的大人。几天后，父母和大哥才从别人口里得知此事，遂向友忍的爷爷、三叔（友忍的父亲当时住在县城）道了歉，并指责我发生了这样大的事怎么不给家里大人吱一声，我自知理亏，无言以对。

大约是1951年春季，我一个人在学校练习翻单杠。翻着翻着，一只手不知是没有攥紧，还是时间长了，手有些麻木，竟然从单杠上滑落下来。起初，似乎还不觉得那里疼，但无论怎样努力，却站不起来。后来学校叫来父亲将我背了回去。经乡间医生检查，发现一条腿骨骨折了。家里人忙前忙后，请农村的接骨匠来家里给我接了骨，开了药。人常说，伤筋动骨一百天。在那几个月时间里，我只有一只脚能踩到地上，另一只脚和腿肿得厉害，根本无法着地。家里人给我端吃端喝，父亲背着我上茅房。在茅房里，我也只能一只脚踩在地上，半截身子爬在一条长凳子上大小便。好在治得比较及时，没有留下后遗症。

四

我小时候，家里已是个大家。地里的活，家里的活，很多很多，所以我能玩的时间极其有限。从7岁开始，就跟着父兄们劳动了，和现在的孩子比起来，几乎没有什么童年。

    父亲终生务农，养成了吃苦耐劳的良好习惯和传统美德。我从小，他就要求我早睡早起，不偷懒，并手把手地教我干这干那。每年夏收前一段时间，家里种的3亩豌豆结了豆荚，看豌豆地，防止路人乱摘和在地里踩踏就成了我的主要任务。我每天提上一小罐果叶茶水，拿两个馍就去地头的阴凉处尽职尽责地守护，直到天黑。夏收割麦时，家里或雇请麦客，或与邻里换工，地里的搂麦穗、立麦捆以及拉运装车时给大人们手里递麦捆也全是我的差事。赤日炎炎，我同大人们一样被毒火火的太阳炙烤着，直至近30亩小麦麦光地净。麦子收到场里，晒麦捆、摊麦场、摞麦秸，我都一直跟着。麦子碾打时，我除了要帮大人们拉牲口，戴笼嘴，拴套绳外，更得拿着接粪的笊篱用警惕的目光盯着牛屁股，一旦发现牛尻子要张开，便马上飞跑过去用笊篱接着。牲口刚进麦场，最容易拉屎拉尿，这时得格外小心。碾场中间，吆碌碡的大人发现牛要屙屎，也会吆喝一声，我亦会立马飞跑过去。有时，吆碌碡的大人不在意，牛就将粪拉在麦场里了。这时，父亲就让碌碡停下，教我左手拿笊篱，右手把麦杆（或麦草）一翻，将粪翻到笊篱里。但弄不好就会沾一手牛粪。起初我怕脏，但父亲似乎一点都不怕。他说：“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有什么好怕的？手脏了，水一洗不就干净了？慢慢地，我也不怕了。

农家的农活是干不完的，有多少人似乎都能派上用场。我们家，就连我这个小娃也成了个离不开的人。夏收、秋收时，大人们会让我往地里送饭。摞麦草垛时，会让我在上面四处踩踏，这样麦草会摞得磁实。犁地、耱地、播种时，会让我牵着牲口，这样地犁得到，耱得细，播得匀。土壕里拉土时，会让我先去挖土，车一到，就有土可装。起牛圈时，会让我也搭手拿锨往推车上丢粪，这样起得快。即就是冬天放了寒假，除了做家庭作业，我也会掂上扫帚，提上大笼，在自家的苜蓿地里或野地里扫煨炕的草沫、树叶。正是在干这一桩桩、一件件农活的过程中，我养成了热爱劳动的习惯，掌握了好多干农活的要领，逐步能看得来干活中的脚前眼后，深切感受到了父兄们务农的艰辛和不易。对那首“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篇有了切肤的感悟。这些，对于我长大后的立世、待人、处事、工作，特别是长期做农村工作，和农民打交道，大有裨益。

五

1949年7月，长武、灵台两县解放，结束了兵荒马乱的岁月，老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真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马寨村作为一个大村，除了七月七的庙会唱大戏和不定期的木偶、皮影演出外，村里过春节时的社火尤为火爆。地摊社火，马社火，踩高跷，等等，目不暇接。从正月初三到十六，天天锣鼓喧天，把人的心都敲热了。我也被裹挟进去，和马崇嘉、梁运来一起被化装成旦角演出地摊社火。村里有个长辈叫马汉儒，对古装戏懂得很多，导演地摊社火更是游刃有余。他不仅导演得好，还出演关云长、赵匡胤等红脸角色。那身段、脚步、手势、武功、动作都特别到位。在排练中，我从他那里知道了更多的戏剧内容和情节。

记得有年春节，本乡孔头村的地摊社火到我们村来演出，实际上是来打擂台。一开始，对方就安排了一出挑衅性的节目《长坂坡》，试图来个下马威。马汉儒先生认为“来者不善”，马上安排马寨村演了一出《争先锋》，以表毫不示弱。孔头村接着又演了一出《断桥》，看来“剑拔弩张”，马汉儒先生又安排马寨村演了一出《斩蔡阳》。对方一看马寨村并不好惹，才又演出了《关公保皇嫂》之类的“文”社火，两家才趋于平静。马汉儒先生凭他对古装戏的渊博知识和丰富经验“棋”高一筹，巧妙地安排节目，硬是将对方压得只好“求和”。从此，我才知道耍社火还有这么多的“学问”和门道。

大约从1951年开始，村里过春节不但耍社火，还在几个回乡教师和中学学生的导演下，演出舞蹈、快板等，更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我既参加跳舞，也说快板。特别是对快板能记得滚瓜烂熟，吐字也清晰，最受父老乡亲欢迎。

当时有个叫尚碎牛的小伙子，是邻村尚家堡人。其父去世后随改嫁的母亲来到我们村。此人文化程度不高，却非常有才，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民间艺人。其见啥说啥、出口成章的顺口溜真叫人拍案叫绝。每次演出，他都扮个丑婆娘，出去演独角戏。滑稽的动作，切人切事的内容，常令人捧腹大笑。村里人看他演出的热情，不亚于现在看黄宏、宋丹丹的小品。只要有他在，这晚的演出场面一定火爆。

他曾现场将马寨村的舞蹈演出队编成这样一段顺口溜：“藏民舞，要详端，一个胳膊脱了、一个胳膊穿。音乐家，高受命，胡胡（板胡）拉得特好听。后头紧跟个张仓升，嗡子（二胡）拉得有嗡声。教导员，朱轻轻（永兴的谐音），这娃长得怪聪明。……”还将辈份上他能耍得着的人调侃编成了快板马寨村的“八宝”。其中有：“第一宝，我某某爷家烧酒烧得好，陕甘两省都知道。第二宝，“恶霸”他妈当代表^①……第三宝，‘水萝卜’，细长腰，瓜子脸，身段巧，油头粉面模样好，养下娃娃把车跑（赶马车）。第四宝，我把我某某哥家媳子叫表嫂。又心疼^②，又快活，养下娃娃做木活。……第八宝，某爱莲，好打扮，上身子窄，下身子宽，走路就象簸箕煽”，等等。60多年过去了，我还能依稀记得，足见当时多么地脍炙人口。前些年，我曾意识到应该对他创作的那些民间“口头文学”进行搜集、整理和抢救，但问知人已去世（此人后来迁回老家尚家堡），遂成为一件憾事。

马寨村村大人多，能人也多，文艺人才尤多。大约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又组织了个业余班子演起秦腔戏来。记得现代戏演过《小二黑结婚》、《血泪仇》等。古装戏演过《柜中缘》、《拾玉镯》、《走雪》、《杨三小》等。我也曾在其中充当角色。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我的声音有些沙哑，高音怎么也唱不上去，就此作罢。但那时村里那种热烈、奔放，群众兴高采烈的气氛至今令人难以忘怀。

 ①“恶霸”是一位叫李治全的村民的绰号。②心疼，漂亮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