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促进社会的进步，靠的是直接产生于人们心灵深处的纯正无邪的情感和伟大崇高的思想，靠的是当政者为人们树立的至善的人格榜样。

 ——（法）路易斯·博洛尔

1976年元月初，省委给咸阳地委任命了一位大名鼎鼎的副书记，他就是原西北局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韩劲草。50年代前期，他就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办公厅主任。来咸阳前，刚刚从“牛棚”里解放出来不久。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西北局在西安地区首当其冲，成为造反派冲击的最大目标。“打倒西北地区最大的走资派刘澜涛”和“打倒刘澜涛的狗头军师韩劲草”的大幅白底黑字的标语在西安街头铺天盖地。对于我，韩劲草的大名早已如雷贯耳。这下，他竟然要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成为我们的直接领导，真有点神秘和传奇色彩，使人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韩书记到任后不久，提出要到咸阳地区的北五县搞调查研究，用他的话说是“认认人，认认门，初步了解一些情况”，地委办公室指派我为随员跟他一块下去，司机为华德敏同志，亦开辆北京吉普车。那时，我从长武县委调地委工作仅仅半年多时间，之前跟领导下乡也只有跟张维岳副书记下去那一回。这次，跟韩书记这样的大人物下乡，生怕自己的水平和阅历不适应，真有点诚惶诚恐。

此时，距离中央不久前在山西昔阳县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工作会议时间也不很长，因此，韩书记过问的重点还是农业和农村问题。

我们首先来到淳化县。县委一位领导汇报了县上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情况，谁知并未获得这位新领导的首肯。他那刨根问底的作派和长期形成的调查研究的细腻使县里的领导一时有点手忙脚乱。他一连提出的几个问题使县里不得不重新考虑进一步提高认识，修订“农业学大寨”的规划。

接着，韩书记在县上领导的陪同下，检查了一些公社和大队的工作。在十里原公社，见到了不久前被县里整顿公社领导班子时免职的夕阳公社原党委书记杨志芳（此时暂调十里原公社工作，为一般干部）。韩书记指明要单独与杨志芳进行谈话（我在场），鼓励他不要气馁，跌倒了要能爬起来。要总结经验教训，振作精神，继续为党好好工作。作为一个刚刚被拿下来的公社党委书记，却能被地委领导这么关注，当面鼓励，真如一股暖流流遍全身，感动得几乎流泪。我亦为韩书记工作的细致和对干部的关爱所深深感动，从中受到了深刻教育。

韩书记沿途在与县、社、大队干部座谈中，听到最多的呼声是农民群众迫切要求购买手扶拖拉机。他要我挂通地区农办和农机部门领导的电话，他直接与其通话，指示要尽快组织人力跑上级主管部门、农机公司和生产厂家，尽可能多地组织回一些货源，以满足农民群众的需要。

1976年，户县作为咸阳地委和行政公署重点抓的学大寨重点县，地区抽调了大批干部在这里蹲点，而且多集中在秦渡公社。其中光县处级领导就有好十几位。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工作队内部产生了一些矛盾，集中在对蹲点工作队队长有意见。加上有地委组织部主要领导的插手，使矛盾变得复杂，县委也不便干预，以致直接影响到蹲点工作。在此种情况下，地委让韩劲草书记出面调查解决，这次又是我跟着他去。

韩书记坐着车，走访了各个蹲点组，广泛听取了意见，认定蹲点工作队队长的工作是认真负责的，是好的，只是某些工作方式方法稍有欠妥。于是，他亲自动手写了一份讲话稿，中肯地分析了蹲点工作的现状以及问题的是非曲直，号召大家要识大体，顾大局，不要因个人的恩怨和某些枝节问题影响整个工作。同时，果断地决定让副队长从点上上来驻公社主持全盘工作，让队长下去在一个大队蹲一段时间的点。这样，使原本紧张的气氛得到缓和，工作队内部经过各自作自我批评关系趋于协调，蹲点工作步入正常。

这一问题的解决，使我从中学到了如何从纷繁复杂的纠葛中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如何尽可能地化解矛盾，促使向好的方面转化。尤其是，我亲眼看到了一位高级领导干部如何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的高尚和可贵。这和某些领导动辄就要部下写个稿子，甚至打个电话也要拿个稿子来的作风，是多么鲜明的对照！我也特别注意学习他的这种好作风，影响了我的大半生。

韩书记来咸阳时，因“文革”中备受冲击，身心受损，所患的心脏神经官能症（震颤）还未痊愈，不时有手舞足蹈之动作。来咸阳后不久，又遇上个“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地委党校的一个造反派（原在西安工作）公然把长达几十张的大字报贴在地委大院里，历数他的“罪行”，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再起来“造反”。但韩书记却泰然处之。

这年秋季，他到旬邑县的一个大队去当社员。尽管当时的政治形势对他极其不利，县委主要领导也向上反映他“吹寒风”，但他不顾忌这些，仍通过秘密查访，发现这里干部打人、骂人、随意处罚社员的严重问题。并且在会上理直气壮地讲干部作风，强调要讲民主，遇事要同群众商量，不能打人、骂人。他还点名批评一个民兵连长，厉声警告他：你打人最凶，可以既往不咎，但一定要改。你要再敢打人、骂人，开除你的党籍。此种举动遭到当时旬邑县委主要领导的抵制，并且很快被反映到当时的地委主要领导那里，但他毫不畏惧。不久，“四人帮”被粉碎，更使韩书记安然无恙。

1977年夏季，咸阳地委在彬县召开了揭批“四人帮”、清查“三种人”的扩大会议之后，韩劲草书记又带领工作组进驻兴平，进行整顿。这次我虽然没有跟着去，但1年多的工作接触，使我对他的活动格外关注。兴平县委领导班子的问题，1975年下半年省委曾由一名常委牵头的工作组进行过调查，做过结论，认定县委领导班子中的“某、某、某”有问题，并且对其工作做了调整。但实际上，兴平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不平则鸣，错误的东西终久不会被广大干部群众所接受，因此，才有了这次的重新整顿。韩劲草书记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找出了兴平问题的症结所在，揭出了真正支持造反派、搞派性的人，把兴平的问题翻了个过儿，做出了正确结论。并且为1975年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同志重新安排了工作，其魄力，其品格，真正让人肃然起敬。

韩书记在工作过程中，也对我这个小不点干事关怀备至。他对我的关心和体贴真是没齿难忘。

1977年12月，韩劲草书记调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后又改任书记兼宣传部长。10年后调任河南省委书记、副省长，后又提任顾问委员会主任。乌鲁木齐与咸阳，郑州与咸阳，虽然远隔崇山峻岭，我再未能见到他，但我始终惦记着他，牵挂着他。2003年初，我刚刚开始学写诗，就试着写了一首五言排律《赠韩劲草书记》。后来经过反复修改后，于2004年写了一封信一并寄去。韩书记当即复了信，信是这样写的：

马骏英同志：

5月20日信和附印诗早已收到。内有颂扬我的诗，谢谢你的好意，我没有那么好。寄来《在那昏暗的日子里——我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和《我和胡耀邦》两本小册子。 

韩劲草

2004年7月28日

随后，又与我通了电话，并着身边的工作人员给我寄来了他的112万字的大作《劲草文存》上中下三本，其文笔流畅，装帧精美，使人爱不释手。不难看出，这是一个领导干部终生从政的真实记录，也是辛勤笔耕的心血结晶。《在那昏暗的日子里——我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和《我和胡耀邦》共约5万多字，其中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材料。这两份材料，充分反映出韩劲草书记对党的忠贞不二和不畏权势、敢于坚持真理、刚正不阿的高贵品质以及对高级领导人客观公正的评价。

2010年7月，在陕西麟游县召开的一次全国性学术研讨会上，我从河南与会的同志那里得到了韩劲草书记不久前刚刚逝世的噩耗，怀念之情油然而生，以至夜不能寐。回咸阳后，我即给韩书记夫人王玉文大姐写了一封信，表示了哀悼和慰问之意，并且寄去了2本新出版的我的诗词集《闲情集》。集中收录了《赠韩劲草书记》一诗。诗是这样写的：

赠韩劲草书记

西北才华显，口碑皆美言。牛棚初解放，古渡再为官。草劲风更劲，心坚人倍坚。驱车北七县，徒步古豳原。户县查蹲点，兴平作纠偏。问题成往事，矛盾化云烟。体恤小不点，帮扶大困难。交流去西口，转战到河南。政绩天山鉴，官声豫省传。胸怀如海阔，气魄若山巅。祝尔阖家乐，期颐有福缘。

王玉文大姐收到信和书后，郑重其事地给我复了信，信的全文如下：

马骏英同志：

  您好。

寄来的两本书，已经收到了。由于年龄大了，心情不佳，直到今天才回信。你已经知道韩劲草同志去世，还是把书寄来了，我含泪表示感谢。

在181页，你为他写了一首五言排律，我已看到。

为了韩劲草同志的在天之灵能读到您的佳作，我在他像前烧了一本。另一本留下我和孩子们看，所以再谢谢。

           韩劲草的老伴    王玉文

                 2010年9月15日

收到这封信，我的心里似乎好受了些。

我在咸阳地委工作期间，能遇到韩劲草书记这样一位好领导，真是三生有幸。他的立世和处事，正如西北局机关同志所说：真不愧他这个“劲草”的名字。他的人品和才学，是我永远学习的楷模。

祝愿天堂里的韩劲草书记安息，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