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实和勤勉，应该成为你永久的伴侣。

——[美]富兰克林

人生在勤，不索何获。

——张衡

1979年上半年，咸阳地委将办公室的综合研究组分离出来，设立了政策研究室。我先在综合科，后又转农业科，长期侧重于农业和农村问题的调查研究，期间积累了一定的调查研究材料。

1987年，又被抽调到礼泉县搞农村改革试验。随后，担任了县委主管农业和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的副书记。这个角色，下，要面对全国20多个农村改革试验区的比对和“竞争”，上，要对中央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负责，加上多年来形成的事必躬亲的习惯，所以虽为县级领导干部，却总是扑着身子和部下一块搞调查，研究问题。下乡和开座谈会，自已也同样口问手记；回到机关，也一样掌灯熬夜“爬格子”，几乎从来没有当过什么“甩手掌柜”。久而久之，又积累了不少关于礼泉农村改革试验区的材料。1996年在文友张世民的撺掇下，迟睡早起，将保存下来的这些资料做了归拢，并且打印出一个油印本来，也萌生了出本书的念头。

1995年初我被任命为咸阳市档案局局长，算是彻底改了行，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古代收藏档案图书的地方，叫做兰台，今天仍借用来代表档案部门、档案事业。这个一向清贫冷背的部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经过一番调查，我悟为：社会档案意识淡薄。我痛切地感到，在经济大潮迭起的改革开放年代，作为国家和社会管理基础性工作的档案工作早该结束“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历史，时代呼唤档案工作到社会的前台。作为一个档案工作者，理所当然地应为兰台的事业呐喊助威。

为了使这个呐喊铿锵有力，尽快唤醒社会的档案意识，我和我的同事们，除了向《陕西日报》、《三秦都市报》、省委办公厅《今日重要信息》、《咸阳日报》、《中国档案报》、《中国档案》、《陕西档案》及兄弟省市区档案刊物投稿外，还经过努力，先后两次在《咸阳日报》开辟了两期专栏，发稿近百篇，其中相当一部分稿子由我执笔写出。并且主办了一期《陕西档案》增刊。于是，又有了一本书的萌芽。

1996年5月，我去国家档案局汇报工作期间，曾向国家档案出版社社长邢永福同志（陕西老乡）出示了我的《农村改革调查》油印本，表达了想出一本书的意向。他当即表示全力支持，并要我进一步修改完善，写好“序言”和“后记”等。怎奈市档案局当时工作任务繁重，困难很多，我真的一时腾不出手来，此事也就只好暂时搁置起来。

1999年9月退居二线后，时间是有了，但我考虑到启蒙老师马润身先生年事已高，于是，先静下心来对他写于1936——1948年的日记进行抄写和编选，并写了述评文章，一并呈长武县政协审查，建议作为文史资料出书。期间，请乡友李俊锋、李亚锋兄妹二人帮忙为我打印出了《兰台札录》的油印本。

2001年，妻子因病住院，我得整日陪视。在病房里边陪视病人，边为长武县政协校对《马润身日记选》清样。我出书一事只能往后推。

2002年3月初，妻子撒手离我而去。妻子走后，悲痛占据了我心灵的整个空间，多日无所事事，心里空落落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调整，我觉得这么沉沦下去，也不是长法。妻子生前深知我对文字的执着，一向非常支持我的工作和爱好，也看到过我《农村改革调查》和《兰台札录》的油印本。她说，写了那么多，也真不容易！所以，在住院后期唯一叮嘱我的，就是能尽快把这两本书印出来。她的深明大义和体贴、理解，令我十分感动。于是，我按照她的遗愿，又把两个油印本拿出来翻腾，以填补我心灵的空虚。

1998年，我曾将《农村改革调查》的油印本寄给了国家农业部农研中心副主任高文斌同志（原为董必武副主席秘书），他热心认真地转请我国著名农业问题专家、时任国务院农研中心副主任的吴象老为之作序。对于吴老，我在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会上多次见到过，有所了解，也曾打过招呼，作过交谈，但不很熟悉。我知道，他曾先后任过《山西日报》总编、山西省委和安徽省委副秘书长，后来赴京履职中央农研室副主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是全国农村改革方面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在中央的领导和支持下，他为农村改革摇旗呐喊，不遗余力。他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问题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大块文章《阳关道与独木桥》，曾经震动了全国，至今人们都记忆犹新。请他这位大名鼎鼎的大家看我这个小人物的拙作，我真有点承受不起。

出乎意料的是，吴老在《序》文的开头就对我的拙作予以热情地肯定。他写道：“作者长期在陕西咸阳地区从事农村工作，对农村非常熟悉，对农民感情深厚，亲身经历了20年来农村改革的风风雨雨，体会了其间的辛酸甘苦。同所有在实践第一线奋斗的同志们一样，作者对自己这一段经历也感到特别亲切，特别值得珍惜。这是从本书的字里行间自然流露出来的，读后就会感觉到的。”

《序》文的中间，吴老又肯定了我在《农村改革调查》中提供的有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资料价值。写道：“这些资料之所以重要，不仅由于它反映了一个重要的农业省一个重要的农业地区改革初期遇到的问题和解决矛盾的过程，更由于它来自实践者的实录，来自基层的经验，保持着当时的原貌。也许其中有些观点不无可商榷之处，但这正是它的特色，它的真实性、可靠性和说服力之所在。”

对于礼泉的这部分材料，他在《序》文的最后给予了更高的评价：“礼泉县是全国首批农村改革试验区之一，重点研究如何完善农村基本经营体制和苹果商品基地建设，经过连续七八年的探索，取得显著的成效和比较系统的经验。作者对此倾注了不少的心血，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写出了内容丰富、具有一定深度的调查报告和专题论文，对当前农村改革的深化、农村市场的开拓、小城镇的建设、县域经济的发展等各个方面都有现实意义。这可能是本书更有价值的部分。”

吴老的《序》给我以鼓舞，以力量，增强了我出好这本书的信心。

《农村改革调查》的油印本，我已翻过多少遍，亟需位大手笔帮我再作以校阅。我请到了原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刘华珍副主任。刘系广东省人，农业大学农经系科班出身，理论功底和文字功底都极深厚，人品又极好。我在礼泉县委工作期间，与之有过工作上的多次交往，比较熟悉。他慨然应诺了我的请求。对20万字的书稿字斟句酌，对多处用语不规范、提法不准确的地方都做了修正。删掉了一些重复词句，使之更加简炼。有的地方还加了注释。如《关于咸阳市棉花生产情况的调查》标题后即作了注释：“本文所说的咸阳市，指原县级咸阳市。1983年地改市后，原县级咸阳市改为现在的秦都区和渭城区。下篇文章与此相同。”这就避免了读者对咸阳市概念理解上的误解和歧义。

我崇敬刘华珍主任的正直、敬业和出众的才学，感念他对同志极端负责的精神，曾写了一首五言排律赠给他。诗文如下：

  赠刘华珍主任

华珍南粤公，玉美又冰清。处事心胸坦，交朋肝胆通。科班藏底蕴，专业稔财经。博览书和报，纵观农与工。孰轻小人物，哪惧大呼隆。闲议语词慎，谏言韬略丰。谋篇惊四座，下笔领先声。助困助彻底，帮人帮到终。古稀耕不辍，傲立老青松。

这都是我的肺俯之言。2010年6月，我将新出版的诗词拙作《闲情集》寄给了刘主任。刘主任对其中写他的这首诗尤感欣慰，来电说是我为他提早写好了“墓志铭”。此评价我真有点担待不起。

关于《兰台札录》，稿子本来已基本准备就绪，只补写了《档案走进老乔家》一篇，弥补了无家庭用品档案文章之缺憾。

因为妻子去世，40年恩爱之情促使我拿起笔，含着泪一连写了5篇悼念文章；又因为四姐接着突然撒手人寰，我亦满怀悲痛写出了《祭姐姐文》，一并补进《兰台札录》书稿中。正是这几篇诔文，加上刚退二线后就写出的悼念父母的两篇文章自成一个单元，后来成为亲朋好友和众多读者最看好的篇章。

陕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会长、咸阳图书馆馆长梁澄清先生在题为《生命及其证语》的序言中写道：“收录在文集末尾作者几篇关于痛悼追念亲人的文字，则是老马感情世界的淋漓宣泄了。老马悼母百年，让一位慈母音容再现；悼父的文稿中活生生勾划出一种生命精神的遗传；悼念姐姐的文字中难了姐弟情深，尤其是对于妻子的追思与怀念，于朴素和平凡中更见人间恩爱与真情。点点滴滴，皆让人唏嘘再三，思忖再三，感动再三……老马呀，是这样一个真实的生命！”

序言对我从事档案工作的实践更给了高度评价。序言写道：“老马从事档案工作时间并不长，但是，他不仅想办法使咸阳的档案工作在报纸上有名，电视里有影，社会上有反响，尤其是他也使自已变成了一位档案专家。他的许多形而上的见解和思维，使档案工作与他自已的思想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所以，从他对自已所从事档案工作几年的文字总结中，使你感动的不仅仅是他的执着与勤奋，更使你感受一种思维习惯的改变与升华，感受一种宗教情绪与精神的有机结合。”

序言最后写道：“《兰台札录》要结集出版了。我想咸阳档案的案藏中又该增加一份史证，它不仅要为二十世纪末咸阳市的档案事业增加一个注脚，同时也要为一个勤奋、正派、执着、认真的人生做一种证明，证明一个真实生命的高度与质量。”

吴象老和梁澄清先生分别为两本书作序，刘华珍主任逐字逐句为我校阅《农村改革调查》书稿，都使我这个小人物有受宠若惊之感。我深知自已非科班出身，功底差，知识肤浅，在整理书稿中已深有体会。在作家李文德先生的帮助下，两本书于当年9月分别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和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并且在国庆节于长武县举行的长武中学五八届同学聚会上获得好评。富兰克林·罗斯福说：“快乐存在于实现目标的喜悦和对创造性努力的惊喜之中。”但我在感到欣慰的同时，也发现了自己的许多不足和缺陷。

出书后，我曾赋诗一首，以表达自己的感悟：

 出书有感

月累日积约廿春，顶风冒暑苦耕耘。

至期小草能如意，岂料拙书不称心。

下笔方知根底浅，著文倍感学海深。

寄言儿女早立志，铁杵才能磨绣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