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鹏程同志1962年至1964年任长武任县委副书记和县长。2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然而他却以惊人的魄力和手笔，在故乡的大地上写下了不平凡的一页。

但是，历史似乎跟他开了一个大玩笑。正当他踌躇满志，为改变家乡面貌大显身手的关键时刻，却在1964年传达中央五月工作会议精神、揪“朝中人”的极左声浪中被批判去职。一个风华正茂、才华横溢的革命领导干部，从此被剥夺了为党和人民工作的机会，并且险遭“开除党籍”或“留党察看”的厄运。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拔乱反正，崔鹏程同志的“问题”已经平反。痛定思痛，反思崔鹏程同志在长武何以“好心未得好报”、“好事未得好报”的根由，对于开阔人们的视野，启迪人们的思想境界，防止类似事情的发生，不会没有好处。这种“前车之鉴”，很值得记取。

崔鹏程同志在长武被错误批判的最主要原因当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所致。在这种错误路线指引下，凡事搞上挂下联。中央有什么人，就要在下面找什么人。中央在庐山会议上端出了彭、黄、张、周，下面也要找大大小小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端出了所谓“利用小说进行反党”的×××，下面就要找他的“黑爪牙”。中央提出揪“朝中人”，下面就随之仿效。因此，在传达贯彻中央五月工作会议精神的县委扩大会上，有县级领导干部受批判似乎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在那个宣扬“阶级斗争无处不有处处有”的年代，人们总是戴着“阶级斗争”的有色眼镜去看待一切，分析一切。一切事物，一切社会现象，都要上纲上线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去认识，去分析。在这种情况下，工作创造性愈大，犯错误的几率愈大；工作愈认真负责，犯“错误”的几率愈高。人云亦云，“本本主义”，“奴隶主义”，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倒是最安全的。

在这种形势下，崔鹏程同志根据上级要求，主持编修县志，被说成是“为地富反坏翻案”。崔鹏程同志提出举办书画展览，被说成是“宣扬封、资、修黑货”。崔鹏程同志从启迪干部群众开拓思路、发展多种经营的角度出发，列举了尚汪波（统战对象）圈养奶山羊，董希岐（家庭地主成分）利用庭院种植苹果取得成功的事例，被说成是“为牛鬼蛇神张目”。崔鹏程同志为曾经以伪保长身分作掩护，帮我党做地下工作，遭敌人逮捕，备受摧残、折磨，几乎被杀头的李发渊说了公道话，被说成是“招降纳叛”、“与阶级敌人打得火热”。罪名种种，铺天盖地，不一而足。

以上是矛盾的普遍性。就是长武县委非在这次会上揪出“朝中人”不可，崔鹏程同志被批判似乎顺理成章。但是，细细想想，事情远非那么简单。在当时的领导班子中，与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来来往往、吃吃喝喝的大有人在，不干工作，专门拉关系的也是有之，为什么受批判的不是他们，而偏偏是他呢？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

当然，可以说是因为当时的领导班子，文化水平、政策水平、领导水平参差不齐，反差太大所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乃一般规律；也可以归咎为崔鹏程同志工作力度太大、“出檐的椽子易烂”……然而，我们却不能忽视一个重要情况：在这场政治风云中，积极提供“炮弹者”，绝大多数是当地一些同志。也应深思一个问题：同是在极左路线下，同是崔鹏程同志这个人，为什么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生）就和当地某些干部的看法大相径庭，有的甚至不怕当时的政治压力，公开表示同情呢？

笔者以为，这主要是因为长武这块土地上农耕文化负面影响太深的缘故。

农耕文化，从狭义来说，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意识形态，简单而通俗地讲就是指小农意识，包括价值观念、道德意识、思维方式等等。长武由于地处偏僻的渭北黄土高原，农耕文化的历史积淀尤为厚重，农耕文化的色彩尤为浓烈。农耕文化在思想观念上的封闭性、狭隘性、保守性、粗放性等基本特征表现在对待崔鹏程同志的问题上同样十分明显。

长武地处陕西边陲，离西安、咸阳等大中城市较远，交通不便。直至改革开放前，十几万人口的县，每天与西安、咸阳只有两辆班车对开。外界信息自然接收得很少。县与14个公社之间没有班车，干部下乡全靠自行车，甚至靠步行。县域面积狭小，沟壑纵横，3条河流、几百条支毛沟把500多平方公里版土分割得支离破碎。由于比较封闭，所以许多人难以见多识广。“少见多怪”则为常事。

比如，崔鹏程同志作了胃部切除手术，饮食需少吃多餐。这本来是县上领导、办公室领导、组织部门领导理应关心、体贴并尽力做好安排的事情，炊事员给崔多做了几顿饭，却被说成是“搞特殊化”、“多吃多占”，以至这一区区小事竟要拿到常委扩大会上去理论。毛主席1929年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报告中就批评过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在这里不仅是重新抬头，而且堂而皇之登了“大雅之堂”。毛主席批评的还是对长官骑马的非议，而这里批判的仅仅是让炊事员多做了几顿饭的事情。

由于封闭，一些干部（主要是领导干部）已经习惯于按步就班，安于现状；已经习惯于“对、对、对”，“是、是、是”，俯首听命；已经习惯于照本宣科、开会、发文件那一套领导方法、领导模式；已经习惯于松松垮垮、嘻嘻哈哈、拍拍打打、模棱两可，而对敢于改变现状，敢于改变作风，敢于进行创造性工作，敢于严格要求的领导，却视为“违反常规”。崔鹏程同志不顾病体，找干部谈话，搞调查研究，时间长了些，被说成是“树立个人威信”、“影响干部休息”；崔鹏程同志徒步下农村检查指导工作，一个多月未回家，被说成是“突出个人”；发现问题电话通知有关部门领导去现场解决，这样的现场办公方法被说成是“摆谱”。就连崔鹏程同志提出要整修街道、改变下雨天泥泞难走的状况这样的大好事，也要被无端“夹较”一番。

长武地域狭小，人们相互之间相对都比较熟悉。但“熟悉”却有两面性。有利的一面，是可以知人善任，好钢能用到刀刃上。不利的一面，则是容易带有主观色彩和偏见，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把事物看偏。难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而且，狭隘性极易产生危害极大的排内性。农村流行的“亲房里，屈房里” 就是这个道理。一个单位，一个村寨的青年男女能结为终身伴侣的不多；一个人要发现自己身边的英雄、模范、先进人物并不容易，也是这个道理。

现实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现象：一个新来的领导，讲对了一两个问题，处理好了一两件事情，往往会被视为“深刻”、“切住菜”，便肃然起敬，有的即使无所作为，也会被说成“稳健”、“深沉”；一个人们熟悉的领导人，即使才华多么出众，工作实绩再突出，有的人由于产生审美疲劳，则不以为然。

联想到崔鹏程同志，有的人不也是因为熟悉，只看弱点（甚至是无限地放大弱点），只看细微末节，不看优点和长处，以至有的人硬是鸡蛋里面挑骨头吗？假若崔鹏程同志1962年从省上下来不是回长武，而是到另一个县去工作，极有可能会是完全相反的结局。

狭隘性也往往容易产生思维定势，容易用静止的眼光看人。有的同志津津乐道于记得别人小时候的事情、过去的事情、亲戚六人的事情以及档案上的所谓问题，知道别人的小名叫啥，有的总爱拿自己的长处和别人比，老记着别人“原来干的不如咱”、“曾在咱手下工作”等等，看不到别人后来居上，看不到别人经过努力学习和努力工作，思想水平、工作水平早已今非昔比的现实，看不到别人过去的某些弱点早已克服。只要一提起当地某某人，有的同志总要发些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议论，没完没了。怪不得多数人公认为有水平、有本事的一些人却得一直夹着尾巴做人，小心翼翼，诚惶诚恐；也怪不得某些同志在本县工作时再出力也无声无息，似乎总有人在盯着他，惟恐 “出人头地”、“超过自己”。而在外地工作却能如鱼得水，干得有声有色，这些现象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在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极容易形成等待自然恩赐、祈求天命保佑的保守意识。这种保守性往往极易产生依赖性，延伸到政治和社会关系里，就是对权威和家长的仆从。发展到意识形态，就表现为缺乏主体意识，缺乏开拓精神与竞争意识，凡事墨守成规，不敢越雷池一步。这种氛围，就是极左路线得以蔓延、发展的温床，也是新事物发展、壮大的桎梏。

上世纪60年代初期，处于这种保守意识浓厚氛围中的长武，一种新事物的出现，首先总是很难得到认同。比如，崔鹏程同志积极倡导的队办林场、农田基本建设、多种经营一开始也并不是一帆风顺，有许多思想阻力。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农业制度、结构和措施上的变革对于渭北黄土高原的长武有多么重要，以至后来成为长武发展农业经济的三项根本措施和三大亮点。

崔鹏程同志从大彬县分县前到1962年回长武工作前，就清醒地认识到人才是改变落后面貌的根本，并且一直为之上下奔波，致力于为长武引进人才。回县后更是敞开大门，接纳人才。1963年，在全省大学生分配不太顺利的情况下，他以极大的政治魄力向省上表态：分多少，长武接收多少。面对县小、财力不济的情况，有的人不理解，并说：“要那么多大学生，吃大学生呀！”有的人担心：“大学生难使唤，难管理，难安心。”有的人撇凉腔：“（大学生）工资大，本事不一定大！”还有的发愁：“这么小个县，要那么多，放老鼠窟窿搁呀！”面对五花八门的议论，崔鹏程同志异常坚定，不改初衷。他说：专业一时对不了口的，可以先安排一个单位临时工作，作为干部储备。后来，这些大学生绝大多数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实践又一次证明，他的思路和举措多么具有前瞻性。而在当时持不同意见者，虽不是别有用心，却也以目光短浅的保守意识在舆论上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推波助澜作用。

粗放经营是传统农业的基本特点。在这种生产状态下，容易产生安分守已、安于现状的思维惰性。往往出现稳字当头，满足现状，自我评价过高，稍有成绩，就沾沾自喜，裹足不前。在这种思想状态下，工作标尺不是高标准，严要求，而是低标准，宽要求；工作状态不是和最好的比，而是和较差的比；工作质量不是精益求精，而是得过且过，浅尝辄止，能“搞着”交差了事。

崔鹏程同志从省级机关下到县上工作，既怀着改变家乡面貌的雄心壮志，也带回了延安时期培育起来的那种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他搞调查研究可以废寝忘食，通宵达旦；他检查工作常常马不停蹄，以致跟随的同志暗暗叫苦不迭；他批阅文件从来一丝不苟，不仅表述要准确无误，而且一个错字、一个错用的标点符号都不放过；他批评不良现象每每一针见血，绝不徇情碍面，姑息迁就；他听取汇报，必定全神贯注，遇有疑问，打破砂锅问到底，常使那些老坐办公室，靠电话、文件“指导”工作，对下情若明若暗的中层领导瞠目结舌，下不了台。这就和原来长期形成的工作方式、工作作风发生了强烈碰撞。那些旧秩序、老作风的卫道者的不满自在情理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浅尝辄止的精神状态和工作状态，遏制人的进取性，消磨人的意志，遗害无穷。为什么长武过去各条战线涌现的出类拔萃的人物相对较少，为什么过去一些工作只有很好、较好，较少最好，无不与这种不求最好，只求过得去的浅尝辄止的精神状态和工作状态有关。

从崔鹏程同志在长武的沉浮，不难看出，农耕文化的负面影响的严重性和危害性。这些长期积淀的观念形态，对于大多数普通群众，将影响他们的思想观念现代化的进程和思想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而对于党员、干部，如若深受其害而不知，则会影响对人、对事的正确判断，影响工作，影响进取，以至贻误所从事的事业。

值得庆幸的是，今日之长武已与近半个世纪前的社会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已经远去，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干部队伍的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知识化、专业化水平大大提高，人们的思想观念已经发生、并且继续发生着巨大变化。大型煤矿的投产，大型电厂的兴建，福银高速公路的通车，境内县、乡、村公路的拓展，以及电视、微机、手机等的广泛应用和普及，使人们的眼界大大开阔，接收外界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这些，都无疑会对农耕文化的负面影响形成强有力的冲击。

但是，思想解放没有止境。对于地处内陆的地方，那些封闭保守的落后观念，裹足不前的保守思想，墨守成规的思维惰性，以及贪图安逸的懒散作风，始终是需要警惕的。我们要通过学习，通过与外部世界的信息交流、人才交流等，把我们的思想认识和精神状态提高到时代要求的水平和境界，才能紧紧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叶茂根深常绿树  花开不语自绯红

——读孟宗尧同志《夕照撷影》

马骏英

我第一次见到孟宗尧同志是在52年前的1957年春季。那时，我还是长武中学初二级的一个学生。一天下午，班主任曹生存老师组织我们参观新建的县广播站，接待我们的正是广播站负责人孟宗尧同志。当时我们都称他孟“站长”。

那时，他刚20来岁，高高的个头，身材笔挺，衣着整洁，浓眉大眼，和颜悦色，笑声爽朗，一见面就给人以英俊潇洒和干练、善良的印象。他领着我们参观了广播站的播音室和机房，简要介绍了广播站的建站过程，详细讲解了广播站工作的特点和流程。这一切，我们都感到新鲜和好奇。孟“站长”吐字清晰，语言干净利落，讲得头头是道，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感到这次参观收获不小。末了，孟“站长”还希望我们常给县广播站投稿，反映农村和各条战线的新人新事。还别说，我就是这次参观后开始给新闻单位写稿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宗尧同志算得上是我进入写作之门的指路人。

1962年8月，我从咸阳调到长武县文教卫生局，孟宗尧同志时在县委宣传部工作，这样，不时有业务联系，见面机会也就多了起来。1964年春，他被提拔为县广播站站长，而我常给广播站写反映文教卫生工作方面情况的稿件，成了孟站长一名名副其实的通讯员。从此，与宗尧同志的笔墨往来日渐频繁。后来听说他还找过我们文教卫生局的高显瑞局长，试图调我去广播站工作。因高局长不同意，协商未果。虽然如此，我从内心还是感激他对我的知遇和赏识。

县革委会成立后，我在政工组负责宣传工作。过了一段时间，宗尧同志作为“当权派”被“解放”出来，安排在革委会办公室写作组工作。虽然不在一个部门，但却属于同道，工作上的联系特别多。此后，县上的三干会也罢，四干会也罢，工作会也罢，都是他负责为县领导起草大会报告稿，我负责会上所有的典型材料。这种搭档关系大约从1971年一直持续到1975年6月底我调离长武为至。搞文字工作，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别人开会时可以鞭棍不拿，只用耳朵听就行了，而我们笔记本、钢笔是绝对不可少，须臾不能离身的。写出的材料拿到会上去研究，横挑鼻子竖挑眼自不用说。尤其是那些根本不懂材料的与会者提的意见常常让人哭笑不得，但还得耐着性子听着。会开了，领导的报告受到大家的好评，典型材料得到与会同志的赞扬，我们这些在文字上下苦的人才得到一点安慰，常常在一起自得其乐。

我调到咸阳地委工作后，出于同行的惺惺相惜，每次回长武，总想见见他，互相勉励，互诉苦衷。宗尧同志后来先后做过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宣传部副部长、党校副校长，但万变不离其宗，始终没有脱离开写材料。他写的材料究竟有多少文字，恐怕自己也很难说清。但就是这一份份材料，无言地铸就了他的人生辉煌，也获得了长武“才子”的美誉。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宗尧同志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但我随后即听县上来咸阳的同志说，现在又在潜心诗词楹联创作。这种精神真令我佩服。2002年国庆节，我的两本拙作出版，即托人送去，请他指正。当月，他捎来了一首七言诗，题目为《马骏英新作〈兰台札录〉〈农村改革调查〉读后》。诗曰：

四十年前初识君， 半生文交伴知音。

《兰台札录》讲真话，《农改调查》求变新。

忆亲哭妻情切切， 针时砭弊言谆谆。

大作读罢多感慨， 相逢两个白发人。

读后使人倍感亲切，温暖。

之后，我常从《长武诗词》、《长武联苑》、《咸阳诗词》上看到宗尧同志的诗词楹联大作，真可谓“高产”。

俗话说：干啥的怕啥。这话有一定道理。因为只有一直干某项事情的人方能深知其中的辛酸苦辣。宗尧同志写了大半辈子材料，下了大半辈子苦，仍然挚爱这一工作，以苦为乐，足见其对事业的挚爱和执著。更是做到了老不寂寞，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成了长武文坛的常青树。这点，值得我学习；这点，也使我受到很大启发。在他和鱼佩云等同志的援引下，我也摸索着写起诗词曲联来。有感于他过去才思敏捷和现在的精神不老，我为其写了一首赠诗：

眼睛一扫刻心中，色舞眉飞论意兴。

讲稿轻车走熟路，诗联信手赠新朋。

六旬更立凌云志，耋耄仍怀映日情。

叶茂根深常绿树，花开不语自绯红。

诗虽不佳，但真实地表达了我对他的感悟和钦佩之情。

宗尧同志为诗，才思敏捷，出手利索，诗作思路新颖，立意高远，词语鲜明、生动、准确。但由于初写时仓促上阵，没有严格遵从格律，写的多为古风和自度曲。去年以来，他已开始重视起这个问题，并且潜心钻研平仄粘对。一次，他对《长武诗词》主编鱼佩云同志说：“今后对我写的诗词，严格按格律要求。不合格律的，一律拿下来！”此时，宗尧同志已是75岁的老人。这种严于律己，不断追求进步和更高境界的精神令在场的我深受感动。这也和某些满足现状，常常自以为是，只图发表、不求进取、不顾社会影响的人形成鲜明对照。事实证明，宗尧同志的诗词这段有了很大进步。我见到的几首诗词都是按格律要求写的，比如：《赞温总理》、《重阳节》、《长相思·悼胡三多先生》、《浪淘沙·引水上原》、《怀念崔鹏程县长》等，说明在诗词创作上他已经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实现了新的飞跃。

宗尧同志年逾古稀，仍笔耕不辍，实属难能可贵。他的《夕照撷影》一书即将付梓，我表示衷心祝贺；并且热切渴望及早读到它，从中汲取营养，充实自己。

清风缕缕扑面来

——读《清风漫语》（代序）

马骏英

崔安民同志托我将他报刊上发表过的那些文章复印件作以整理，并嘱为其写篇序，准备以《清风漫语》为名，付梓出版。作为交往几十年的校友、文友和他曾经的部下，整理自应慷慨应诺。因为他发表在中央和省市报刊上的好多篇文章，当时或其后都曾经复印给我寄过，早已先睹为快，有的还拜读过不至一遍。至于写序，因才疏学浅，人微言轻，实不敢当。本该替他另请高明，怎奈他要求的时间太紧，无回旋余地，姑且由我写篇读后感，作为代序支差罢了。

老崔虽然只长我5岁，虽然只是高我三级的长武中学校友，但他很早就从当时的年轻干部中脱颖而出，20几岁就被任命为县委办公室副主任，挑起了大梁。那时，我听说他根红苗正，党性很强，听说他有肚才，笔杆子特硬，听说他工作十分利洒，虽不熟悉，却早已刮目相看，久怀钦羡。

长武县革委会成立后，他就是办事组唯一的一位副组长，主管文秘。我当时在政工组。县里面人手少，遇到重要任务都是锈成一堆去完成。所以，虽不在一个部门，但常常组合搭班子，在他领导下工作。记得1969年上千人的四干会，大会秘书组只有4个人，他负责，兼为县领导起草大会报告，我负责所有的典型材料和会议简报，另外两个同志负责组织联络、会场布置等，会议还安排得井井有条。

老崔是一个嗜工作如命的人。白天，在办公室里总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夜晚，在机关院落里又总会见到他最后才熄的灯光。尤其是做了县委办公室主任后，机关的政务、事务，都要他打理，但总是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大事、小事找他，从未见他找借口推诿和不耐烦，发脾气。我在长武工作的14个年头里，似乎未见他得过病、休过假，总是精力充沛地奋战在工作岗位上。在他任上，县上的主要领导换了十几位，他都能以工作为重，和他们和谐相处，给各个领导都留下了好感。

老崔是一个廉洁奉公的人。几十年里，他都在重要岗位上工作。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纪检委书记，人大主任等，在一个县，职位不可谓不显，权力不可谓不大。但他总是低调做人，公平处事，工作上是高要求，生活上是“低标准”，不吸烟，不喝酒，不打牌。从未见他颐指气使，趾高气扬；从未见他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来来往往，吃吃喝喝；从未听说他有什么团团伙伙，亲亲疏疏，更谈不到有一丁点儿越轨行为，称得上是两袖清风，一尘不染。朴素的衣着，微笑的面孔，轻快的脚步，清廉的作风，是他留给人们最深刻的印象。

老崔是一个酷爱学习的人。看书、看报、看文件，十分专注，自不待说。平时在机关，听到别的同志不经意间蹦出一句两句惊语新话，他就如获至宝，立即记在手头的纸上或本本上，到用时，信手拈来。出外，下乡，他总是随身带着笔记本，见到“菜”就往“篮子”里拾。上世纪70年代初，一次，他写一份调查报告，反映一个大队的干部只顾眼前利益，在外跑小生意，却忽视抓队里的农业生产，以致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他巧妙地比喻其得不偿失：“在外打了只呱啦鸡，家里丢了只老母鸡。”此话形象生动，流传开来，对人教育很深，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有次，听到一个同志对写文章这份苦差事发牢骚，他却不以为然，说会写东西，终生受用不尽。县上每次重要活动的材料，他都文必躬亲，绝不会完全推给他人了之。他不光写份内的公文、讲话稿、调查报告之类，而且“自找苦吃”，涉足本行业、本系统的通讯报道、散文、随笔、小评论，乐此不疲。退休后，更是马不停蹄，写家乡的山川人文，农村的巨大变化，写关工，写助学，写休闲，写感悟最深的人和事。就连古体诗也不放过。多次给由我主编的《咸阳诗词》报投稿，每次附信，都热情洋溢。几年前一次来稿附信，除了称呼之外，第一句话就是“学生的作业又来了！”既是谦虚，又似顽童，叫人忍俊不禁。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真是干了一辈子革命，当了一辈子领导，写了一辈子材料。正是这种执着追求，孜孜不倦，久练沙场，才铸就了他的一支铁笔。原来只有初中学历的他，却能写出令人拍案叫绝的美文，学以致用发挥到了极致，真够得上奇迹！

《清风漫语》收集的文章不算多，我大体帮他分为乡情篇、人大篇、关工篇、赞颂篇、休闲篇。读集中的文章，感到似有清风拂面，令人陶醉。视觉之奇特，角度之新颖，语言之活泼、凝炼，使人不得不叹服作者灵动的思维和扎实的文字功力。《母亲的最后一张选民证》，使人于细微处体会到人民当家作主的庄严神圣；《清凉长武》、《冬暖长武》、《平安长武》和《喜看农村新变化》、《30年走出地窑坑》，会勾起你对家乡故土的无比热爱；《我与人大不了情》、《笑在山花烂漫时》等篇，写出了作者的人大情结、关工情愫，一往情深；《平民书记》、《清风缕缕送老徐》、《沉甸甸的梁增基》、《巨粉娥的那双旧布鞋》等，使人从平凡中见伟大，对文章中描写的人肃然起敬。还有《百姓饭菜香》、《长武锅盔》、《长武酥肉》使人垂涎，《孙孙给我当老师》、《又是燕子归来时》使人沐浴温馨，《尧头女子》使人眼红，《不要让“大盖帽满天飞”》，更是道出了老百姓的共同心声，使人举双手称赞。我相信，认真读完《清风漫语》，你一定会觉得眼前一亮，获益匪浅。